在《胡适留学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大意如下： 

... 

7月4日 

新开这本日记，也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读完手边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 

… 

7月13日 

打牌。 

7月14日 

打牌。 

7月15日 

打牌。 

7月16日 

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7月17日 

打牌。 

7月18日 

打牌。

         对于晚清这段历史我是情有独钟，晚清什么都有了，几乎拥有了现代政治中所有的元素，看懂了晚清的政治就看懂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最近翻阅史料，发现一起发生在100年前的群体性事件，仔细读来竟与当今无异。时下史学界流行个案分析，笔者就借此史料，平铺直叙，把这件宣统年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将给大家听听。

 

宣统二年三月有人参奏山西巡抚丁宝铨“纵庇私人，滥杀多命。”揭露其在1909-1910年间，处理山西文水县一起“群体性事件”时，应对失当酿成血案，而后又多方掩盖事实，诬民为匪，在当地影响极坏。朝廷立即派员彻查，于四月初得到调查报告。从该待查报告中可以看出，这次群体性事件以及政府方面的处理均与最近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大同小异，集合了政府不作为、信息披露不及时、滥用警力、执法不力、钳制言论、掩盖事实、不分良莠、诬民为匪等问题。

 

事情还是要从头说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这一群体性事件突然爆发出来，实乃多年矛盾蓄积而致。清末国内罂粟大量种植，鸦片烟毒泛滥成灾，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自光绪三十二年始，清政府改变以往驰禁政策，从禁种入手，很抓禁烟，制定了较为正确的禁种政策和措施，决心扫清烟毒，为民除害。各级官吏也大都认真执行。但这一利国利民的政策却在一些地方上遭到反对。笔者借此想指出，国家利益不一定就是人民利益，人民利益也不一定能等同于某些人民的利益。在利益分化复杂的社会，任何一项政策，即便是看似全民受惠的政策，都有可能深重的伤害某一群体的利益。如果上下生气不通，没有可靠的协商途径，使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样的伤害要么被掩盖下去，积累到社会深处，成为今后动乱的一股潜能，要么爆发为群体性事件，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在此案例中，由于种植罂粟是某些地区农民的唯一生活来源，如果不切实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禁种就很难推行，反而成为致乱之源。山西文水县就是产烟土最盛的地区之一，从宣统元年年开始，全省实行禁种，文水县也不能避免，而文水县地方政府又不劝令改种其他作物，民众顿时失去的生活来源，宣统二年开春聚集到县衙哀求县官，希望宽禁一年救急，并且提出援引陕西和河南两省的缓禁一年的政策，县官不敢擅自作主，请示巡抚丁宝铨。与此同时，邻县交城县有几个偷种鸦片的烟农被捕，并没有受到追究，很快就被释放回家。又传言陕西和河南两省栽种如常“愚民遂希冀复种”。这里笔者特意查阅文献，虽未发现陕西河南两省的有关政策，却发现光绪元年12月8日的《申报》报道，山东巡抚致电两江总督，称“东省经十月通令限本年一律禁绝，今有曹兖所属州县，因已栽种，不及改种，该地方本疾苦，素多盗徒，不得已略与通融。”看来在一些贫困的地方确实有宽限一二年的政策，但是如果说“陕西和河南两省栽种如常”恐非实情。这里县官不作为“不倾听民意，草率作出结论，引发不满。”同时，信息公开不及时，谣言满天飞。街头巷议出现种种猜测，政府却没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不少群众相信了小道消息，谣言就占领了市场。

 

这时就有所谓社会贤达人士出来组织，史料中称“文水县开栅镇有武树福、弓九湖二人，素非安分，倡议立约纠众，意图要挟。”其实，这类人物之所以能聚集人心，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心愿。在这个问题上，烟农普遍希望缓禁一二年，而到县衙哀求，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自然希望继续请愿达到目的。于是到了宣统二年正月，烟民遍发传单，入约者已有十几个村子，并且要求村长画押。调查报告称武树福、弓九湖二人，“聚众敛财，扬言如不允许就焚毁房屋。”，“且有不待允许，强行播种者”，此时事态已经比较严重了。几个村长上书县衙，报告以上情况，并称“有性命之危”，哀求官府迅速派兵弹压。而县令刘彤光接到上书“并不亲往开导”，“仅凭一二社首（村长）之言”便立即要求巡抚发兵。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一时间，相关领导没有和群众直接交流，没有出面安抚，反而准备立即使用武力，进行导致事态逐步升级。

 

巡抚丁宝铨得到县里的报告，立即派两名士绅下乡劝解，同时为防聚众滋事，又派马队20人同往。坊间传闻有这样一些说法。一个说法是，丁宝铨先派出黄国梁带兵前往。次日，又改派夏学津取代黄国梁。而夏学津是丁宝铨私人，立功心切，要求自己带兵前往，违反了政府一贯的用人原则；另一个说法是丁宝铨之爱妾原为娼妓，与夏学津之妾在同一妓院，两人以姐妹相称，因此夏学津与丁宝铨如同一家，其中有卖差鬻缺之事。调查报告称，丁宝铨得到文水县的派兵要求，随即按照法律程序交咨议局讨论，决定由该局派出四名议员分别赶赴文水交城两县劝解，并先行排除马队20名护送，并非立即派兵。而因议员到乡数次演说均无效果，民众还撕毁官发告示，不得已县里再请发兵，巡抚丁宝铨遂派李逢春带兵一营前往，兼派教练处帮办夏学津协助，并没有先派黄国梁之事。而夏学津乃江苏武备学堂毕业生，从光绪三十二年起在山西历练，充任教练处帮办，在丁宝铨出任山西巡抚之前，并非丁宝铨私人。还据调查，丁宝铨有两个妾，一个在老家，一个在身边，均是良家妇女。夏学津也非纳妓为妾。所谓有卖差鬻缺之事均系谣传。但为什么有这些街头巷议，所谓 “谣传”，大行其道？ 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些政府官员不愿意民众知道真相，另一个有一些执政者太自以为是，太不把民意当回事。所以当谣言传播的时候，政府应该更多地检讨自己，而不应该总想着为什么老百姓要相信谣言。他为什么就不能相信谣言？相信谣言是有心理基础的，相信假消息本身就是对政府不满的一种表达。

 

在之后的劝解过程中，发生了兵民冲突。同样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民间的说法是夏学津等到了文水县，烟民继续请求缓禁，而左炳南、孟步云两议员发表演说，民皆跪听，而孟绅出语太厉，激起民怨，前排之武树福、弓九湖等人率众起哄声大作，而夏学津不由分说将武树福杀死，弓九湖逃走，夏学津带兵进开栏镇捉拿，以捕匪为名，纵兵劫掠，逼死一名寡妇，轮奸一名幼女。事情紧急，有四个村民登钟楼击钟召集村民，士兵上楼扔下一人摔死，其中一人逃跑，其余两人向兵卒投掷石块，误击中一名士兵，于是被杀死。附近村民赶来查看情况，见三人被害，于是上前理论，夏学津命令连放排枪，打死民众崔来盛等28人，受伤40多人。而丁宝铨为掩盖血案，称只有数人死伤。并且钳制言论禁止山西各报馆报道此事。而被捕的弓九湖等人也在第一时间遭到灭口。还后传言说死亡人数达到40多人，受伤群众超过60人，被捕群众到120-130人，该巡抚害怕朝廷知道此事，竟然巫民为匪。

 

官方的待查报告称：2月8日太原府周知府同左炳南、孟步云两议员到达文水县开栏镇展开劝解，烟民跪求宽限一二年，周知府不允，民众遂散去。尔后左炳南、孟步云又分别到各村劝说开导，到2月9日已有转机。不料交城县的烟民齐赴开栏镇“责其负约”，于是“复结团体”继续抗拒。官绅商议只有擒捕首犯才能解决问题，于12日夜派兵前往开栏镇捉拿，13日夏学津、知县刘彤光及其左孟二绅同往，武树福就擒，弓九湖闻风逃逸。因此进村搜捕，陆续逮捕120-130人，搜查37家，“正当搜捕纷纭之际”实有几家损失财物，但为数不多，绝无“大肆劫掠”更无“逼死寡妇，轮奸少女。”并解释说“军纪不严，乘乱偷取，成所不免。”

  

    报告称12日发兵时，为防事情扩大，惊扰群众，曾令禁止登楼击钟聚众。在捕拿搜查之际，有武陵村之周成富、周海子，广兴镇之张贵儿三人上楼击钟聚众，兵士劝阻却以死相抵，并投掷石块瓶罐，砸伤马兵一人，众兵士激愤将三人斩于楼下。因钟声四起，各方入约村民蜂拥而至，数以千计，向官兵而来，官兵先放空枪无效，众人继续前进，并投掷石块，官兵无奈开枪驱散人群。事后查点，唯将武树福、弓九湖等6人拘押，在其身上搜出合同传单，依法按聚众土棍例就地正法，其他从犯一律释放。据调查兵众冲突之际，有大管村之朱竹林散学回家，平陶村之郭小二回家探亲，广兴镇之朱毛交、武陵村之王三被误伤致死，并无死伤众多。最后报告还称，山西商办各报纸，只有《晋阳公报》一家调查文水交城的事态，不时有所报道，禁止登报，钳制言论，掩盖事实之说，想系传闻。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工作作风粗暴，激化矛盾，随意动用武力。在一些基层政府的各种预警制度设计上，要么是无视民情民意，要么是把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当成“敌情”。从危机处置技术上说，这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这必然致使冲突一再升级。而群众“不明真相”，“谣言四起”是实，但他们不明真相事出有因。当当地政府失去公信力，新闻媒体声音单一乃至失声，社会又缺乏具备公信力的非政府权威信用机构时，民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民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动员起来。他们采取的行动势必过激，势必导致严重后果。

 

这一起发生在宣统年间的群体性事件，首先是清政府的禁种鸦片政策推行过于急切，配套政策又不及时，导致民生大困。这才有武树福、弓九湖等人以要求缓禁为名“广布传单敛财聚众，订立合同，胁迫入约，以图要挟。”而清政府自己也承认，如果“立约之初，该地方官早能察觉”，亲往开导不难迅速解散。即便武树福、弓九湖等人终不悔改，也只需捕办一二人。不至酿成血案，死伤多命。致使谣言四起，影响甚坏。而朝廷的处理也与当今无异，对于县团级的领导干部予以严惩：文水县知县刘彤光“事前疏忽，临时慌张，仓促请兵，酿成血案”革职，永不叙用；交城县徐星朗“对于禁种查禁不严，坐任部民勾结邻县，聚众滋事，毫无阻止，平心而论，最则难脱”革职；夏学津 “鲁莽图功，武树福被擒后仍大肆搜捕，误伤多命，”李逢春“身为管带，唯夏学津是听，纵兵骚扰，毫无纪律” 二将均革职。对于巡抚丁宝铨却为其多方开脱，称虽然“不无疏忽”但“平素办事颇具才略”“于大局实多裨益”处理“可否从宽”。想到当下政府和主流媒体对一些省部级干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层级较高的省市领导应对突发事件频频露出“亮点”。如去年至今，上海发生了群众反对磁悬浮扩建的“散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针对群众反对磁悬浮散步作出“冷处理、徐图之、慎用警”的指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迅即与出租司机直接面对面对话；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及时赶赴一线，按程序果断地免去该县四位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迅速平息事态等，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肯定。这些省市高层领导冷静、理性、平和处置群体事件，为全国各地处理类似事件作出了榜样，开明、亲民的形象亦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赞誉。” 其中奥妙实在是叫人含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史料记载丁宝铨任山西省巡抚，确实以能吏著称。为革命党深忌之，革命党就动用《晋阳公报》等媒体不断对其施以打击。最终以生活作风问题（其与属下幕僚夏学津之妻关系不清）以及在禁种鸦片问题上引发血案等问题被降职。由此看来谣言确实可能是出自别有用心之人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