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总部

《开国大典》与《建国大业》

 

影片《建国大业》还没有公映，就引发了社会上的广泛议论。一部影片集合了172位明星，惹人争议并不稀奇，而稀奇的是，引发议论是，这些明星的国籍问题。有网友统计了这172位明星的国籍，并详细的列出了27位“外国明星”的国籍，而这个统计表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口诛笔伐之声随之而来。这种议论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对国家认同的讨论。在一些论坛甚至成了一种“政治站队”，看《建国大业》的是爱国派，反之是自由派。有网友用接近谶纬的方式诋毁该片，称篡汉的王莽使用的年号是“建国”而暴君隋炀帝使用的年号是“大业”，这个影射堪称恶毒之极。把“建国大业”看作是篡位与暴政的集合，以此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也有网友力挺《建国大业》把祖国今天的成绩都归功于毛泽东的伟大。而究竟如何？还是停止无聊的争论，去看片子为好。有时我真的觉得，双方的口水战没准是韩三平的恶炒，不过这样的炒作，也够胆大的了。

 

笔者昨日跑到影院，花了70元观看此片，而后又特意找来20年前的影片《开国大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两部影片分别是国庆40周年和60周年的献礼影片，主要内容都是描述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在笔者看来由于时代的不同，两部影片的视角，反映的内容和体现的精神有所不同，但都是非常成功的电影。前者拍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价格闯关还是没有闯过去，开放的形势还没有明朗，人们对于改革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共和国的前途并非一派大好。而后者拍摄时，一方面，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的国家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极大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凸现，政治改革裹足不前。这些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使得两部影片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

 

    两部影片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把握大有不同。首先在“是谁建立了新中国”这个问题上，两部影片的历史解读并不相同。在《开国大典》中着重叙述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的博弈，把建国过程主要集中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斗争上，虽然该片描写得仅仅是1949年1月到10月的这段历史，可还是突出了淮海战役后期的战事和天津战役，似乎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人民解放军，经过英勇作战，大量牺牲换来的新中国。当然这非常关键，但并非全部。因而在《建国大业》中，极大的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强调民盟和民革这两个民主党派的作用，把新中国的建立看作是多方博弈的结果。而实际上，新中国的建立确实不仅是战场上见胜负，政治上的斗争也是非常重要的，内战中谁掌握了“天道人心”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国民党搞一党专制不得人心，共产党走政治协商的道路是人心所向！一切盛极一时的政权，如果失去了“天道人心”，就算是反对的力量再小，也会最终形成燎原之势。而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挽救一个腐朽的国家。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也是无数社会精英用他们对于自由和真理的信仰，用政治协商会议的办法建立起来的。这两点我们都不能忘记。

 

    其次在关于1949年的和谈的问题上，两部影片的处理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开国大典》中对于和谈的描述比较详细，和谈中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共产党方面的态度，美国和苏联的影响都表现得比较充分，基本按照传统的历史角度，把和谈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蒋介石。而在《建国大业》中，对于和谈的表现就是轻描淡写，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是“谈还是可以谈一谈” “可以给李代总统一个面子”最后毛掷地有声的说“谈也得按我们的意思谈！”而做着“金陵残梦”的李宗仁去找宋庆龄时就提到“中共的八项条件太过苛刻”希望宋庆龄能从中斡旋。白崇禧更是说“打是过江，不打也是过江。”只好等溪口最后拍板。而蒋介石看得明白 “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就没得谈”正如他三年前所说“对毛泽东要一边哄一边打，等把毛泽东的军队打光了，就不用哄了……”笔者并非想把49年和谈的责任推给谁，但是成王败寇是历史规律，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成与败还是很说明问题的。

 

两部影片对于主要历史人物的刻画也有不同。比如对于蒋介石的刻画，不论是当年的《开国大典》还是今天的《建国大业》，在当时看来都有很大的突破，这一点难能可贵。在《开国大典》中首次对蒋介石进行了人性化的描写，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影视作品中要突破对蒋介石反动形象，只有把他从一个政治人物地位上暂时拿下来，只是把蒋介石当作一个人来刻画。这可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合适的突破口，但实际上也非常困难。在《江泽民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李前宽导演指导的《开国大典》，是一部主旋律的电影，唯一的问题是导演把共产党的死敌，蒋介石描绘成一个相当正常的人而不是传统大陆影片中那样一个简单的恶棍。”“因此审查人员不允许这部影片公影，除非重新刻画蒋的形象，而导演却拒绝修改。”因此《开国大典》作为建国40周年的献礼影片，却成为一部有争议的电影，险些被封杀掉。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政治风波，共产党高层也刚刚改组。在这个非常时期，江泽民在8月8日下午和几位常委以及5名高级将领一同观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江对影片大为赞赏，当场拍板通过。影片公映后，敏锐的影评人士马上做出回应。在《大众电影》1989年第11期就提到“毛泽东和毛岸英，蒋介石和蒋经国，两对父子的戏穿插得体就像信手拈来，将两个“神话”和“鬼化”的历史人物“人化”了。”在《建国大业》中对于蒋介石的刻画再次有了很大突破。影片把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困境给与了妥帖描述。影片中国民党、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签署《双十协定》，旧政协中有8个席位让给了共产党，戴季陶感慨地说“这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么！”另一句台词更值得注意，“让出去八个位置，我们就要有八人下来……”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从历史角度看，《双十协定》签署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此反弹极大，诚如影片中蒋经国所言“CC正在秘密串连。”这里说的CC就是陈家。当时可以想见，蒋在党内的政治压力是多么巨大的。蒋介石最后撕毁《双十协定》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协调内部的矛盾而做出的选择。影片中描写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打到扬子公司就遇到的困难。孔令侃一口一个“大表哥、大太子”，其实压根不把自己的问题当问题。孔家如何动得了？蒋介石自己说“这个时候后院不能乱……”四大家族是蒋统治的基础，同样也是他失败的根源。如果一个政权想靠小集团统治，那它最终将耗尽自身的政治弹性，被自己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勒死！

 

    只得注意的是，在《开国大典》中，导演把诙谐幽默的桥段都安排在国民党这边，例如，蒋介石问小孙子最近有没有背诗词，小孙子就背了一段“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正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又例如，蒋介石巡视江防，作战部里几个高级军官在打麻将，烟雾缭绕中还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蒋非但没有责罚他们，还帮助输钱最惨的一位将军把钱赢回来了，然后对他说“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防线能不能守住，就靠诸位仁兄了！” 这些都产生了很好戏谑的效果，使观众觉得好笑。 而在《建国大业》中则基本反过来了。主要的笑点集中在共产党一边。尤其是葛优和王宝强同时出现的那个桥段，把德胜门城楼说成地主大院，实在是叫人捧腹。从只能开敌人的玩笑，到可以开自己的玩笑，实在是一种进步，自嘲是自信的表现，即便是在主旋律电影中。

 

    前文曾经指出，《开国大典》中对蒋介石的人性化处理是一个突破，可对于毛等中共领导人却还是没有让他们走下神坛，虽然有一些人性化的处理，但还是点到为止。反观《建国大业》则充分展示了领袖们人的一面。尤其是辽沈战役胜利后，在西柏坡的狂欢。少奇、恩来、朱德几人喝得大醉，抱在一起唱“因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而毛醉倒在一边，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当时在影院看到这里，我眼角湿润了，这是真情的流露，是我的真情也是领袖的真情。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

 

   作为描写新中国成立的主旋律影片，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在天安门广场人民欢庆和阅兵，必然成为影片的最后高潮。但是这俩部影片的实际高潮却不尽相同。

 

    在影片《开国大典》中有一个长镜头，当年第10期的《大众电影》《限制与反限制——看开国大典一得》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如何运用镜头表达这一历史时刻？这是一个巨大的题。在《开国大典》中，镜头的运用：

 

天安门后的广场上，毛泽东等乘坐的汽车开来，领袖们依次下车。

毛泽东戴上帽子，抬头向天安门望去。华表后面的天安门庄严壮丽。

周恩来请毛泽东登城楼，代表们随在后面。

和平鸽从天安门城楼飞过。

楼梯上，毛注视着前方，裹着一层眩目金光的楼梯。

毛泽东在代表们的簇拥下一步一步走向楼梯。

代表们心情激动，跟随而上。

灿烂的阳光下，众人向城楼顶端走去。

 

以上镜头，总长度约200尺，取景框有意把蓝天压低，从而使台阶显得特别陡，攀登艰难。漫长而高耸的台阶，不仅被赋予象征性，而且具有了概括性。它既包孕着过去——为创建共和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又预示未来——为建设共和国所面临的重重困难。这部影片的内涵，仿佛在一瞬间被浓缩在这几个无言的镜头里。文章指出“登天安门城楼这个动作被夸张、被放大、被“特写化”……成为全剧实际上的高潮。”

 

这样的镜头，表达的是庄严肃穆，而笔者在观看此段时，感到一丝压抑。这种庄严肃穆想使人感到的是一种权威，是一个政权被天神赋予至高无上权力的过程，一种祭祀心态，换言之，是一种专制帝王思想。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人的局限。

 

而在影片《建国大业》中，影片的高潮是在召开新政协会议上，来自全国各界的代表畅所欲言，表达自己对新中国建设的想法。在确定国旗的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最终并非按照领袖的意志，而是按照公议确立了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反观《开国大典》也有一段对于民主座谈会的侧面描写。周恩来和民主人士座谈会来和其他几位常委说“一些民主人士讲北京的古建筑不能轻易动。”毛的回答是“这可不行啊！”对于民主人士的声音，在两部影片中共产党的态度显得截然不同。笔者观看《建国大业》时似乎看出了这样一种感觉——开国领袖们如同两百多年前美国的国父们一样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无私的、理性的、民主的为新中国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石，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正在诞生，而中国的前途由于民主和政治协商一片光明。文章写到这里，那些网络上的口水战也就不要争了。我们的时代像所有的时代一样，我们的祖国像所有的国家一样，怎能没有问题？不犯错误？请停止无谓的争论，去建设他好了。就从去影院观看《建国大业》开始吧！起码你会看到一部上好的大片，并拉动70元的内需。

 

陈凯歌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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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瑾 新西兰
李连杰 新加坡
斯琴高娃 瑞士
胡兵 泰国

在《胡适留学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大意如下： 

... 

7月4日 

新开这本日记，也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读完手边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 

… 

7月13日 

打牌。 

7月14日 

打牌。 

7月15日 

打牌。 

7月16日 

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7月17日 

打牌。 

7月18日 

打牌。

         对于晚清这段历史我是情有独钟，晚清什么都有了，几乎拥有了现代政治中所有的元素，看懂了晚清的政治就看懂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最近翻阅史料，发现一起发生在100年前的群体性事件，仔细读来竟与当今无异。时下史学界流行个案分析，笔者就借此史料，平铺直叙，把这件宣统年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将给大家听听。

 

宣统二年三月有人参奏山西巡抚丁宝铨“纵庇私人，滥杀多命。”揭露其在1909-1910年间，处理山西文水县一起“群体性事件”时，应对失当酿成血案，而后又多方掩盖事实，诬民为匪，在当地影响极坏。朝廷立即派员彻查，于四月初得到调查报告。从该待查报告中可以看出，这次群体性事件以及政府方面的处理均与最近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大同小异，集合了政府不作为、信息披露不及时、滥用警力、执法不力、钳制言论、掩盖事实、不分良莠、诬民为匪等问题。

 

事情还是要从头说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这一群体性事件突然爆发出来，实乃多年矛盾蓄积而致。清末国内罂粟大量种植，鸦片烟毒泛滥成灾，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自光绪三十二年始，清政府改变以往驰禁政策，从禁种入手，很抓禁烟，制定了较为正确的禁种政策和措施，决心扫清烟毒，为民除害。各级官吏也大都认真执行。但这一利国利民的政策却在一些地方上遭到反对。笔者借此想指出，国家利益不一定就是人民利益，人民利益也不一定能等同于某些人民的利益。在利益分化复杂的社会，任何一项政策，即便是看似全民受惠的政策，都有可能深重的伤害某一群体的利益。如果上下生气不通，没有可靠的协商途径，使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样的伤害要么被掩盖下去，积累到社会深处，成为今后动乱的一股潜能，要么爆发为群体性事件，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在此案例中，由于种植罂粟是某些地区农民的唯一生活来源，如果不切实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禁种就很难推行，反而成为致乱之源。山西文水县就是产烟土最盛的地区之一，从宣统元年年开始，全省实行禁种，文水县也不能避免，而文水县地方政府又不劝令改种其他作物，民众顿时失去的生活来源，宣统二年开春聚集到县衙哀求县官，希望宽禁一年救急，并且提出援引陕西和河南两省的缓禁一年的政策，县官不敢擅自作主，请示巡抚丁宝铨。与此同时，邻县交城县有几个偷种鸦片的烟农被捕，并没有受到追究，很快就被释放回家。又传言陕西和河南两省栽种如常“愚民遂希冀复种”。这里笔者特意查阅文献，虽未发现陕西河南两省的有关政策，却发现光绪元年12月8日的《申报》报道，山东巡抚致电两江总督，称“东省经十月通令限本年一律禁绝，今有曹兖所属州县，因已栽种，不及改种，该地方本疾苦，素多盗徒，不得已略与通融。”看来在一些贫困的地方确实有宽限一二年的政策，但是如果说“陕西和河南两省栽种如常”恐非实情。这里县官不作为“不倾听民意，草率作出结论，引发不满。”同时，信息公开不及时，谣言满天飞。街头巷议出现种种猜测，政府却没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不少群众相信了小道消息，谣言就占领了市场。

 

这时就有所谓社会贤达人士出来组织，史料中称“文水县开栅镇有武树福、弓九湖二人，素非安分，倡议立约纠众，意图要挟。”其实，这类人物之所以能聚集人心，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心愿。在这个问题上，烟农普遍希望缓禁一二年，而到县衙哀求，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自然希望继续请愿达到目的。于是到了宣统二年正月，烟民遍发传单，入约者已有十几个村子，并且要求村长画押。调查报告称武树福、弓九湖二人，“聚众敛财，扬言如不允许就焚毁房屋。”，“且有不待允许，强行播种者”，此时事态已经比较严重了。几个村长上书县衙，报告以上情况，并称“有性命之危”，哀求官府迅速派兵弹压。而县令刘彤光接到上书“并不亲往开导”，“仅凭一二社首（村长）之言”便立即要求巡抚发兵。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一时间，相关领导没有和群众直接交流，没有出面安抚，反而准备立即使用武力，进行导致事态逐步升级。

 

巡抚丁宝铨得到县里的报告，立即派两名士绅下乡劝解，同时为防聚众滋事，又派马队20人同往。坊间传闻有这样一些说法。一个说法是，丁宝铨先派出黄国梁带兵前往。次日，又改派夏学津取代黄国梁。而夏学津是丁宝铨私人，立功心切，要求自己带兵前往，违反了政府一贯的用人原则；另一个说法是丁宝铨之爱妾原为娼妓，与夏学津之妾在同一妓院，两人以姐妹相称，因此夏学津与丁宝铨如同一家，其中有卖差鬻缺之事。调查报告称，丁宝铨得到文水县的派兵要求，随即按照法律程序交咨议局讨论，决定由该局派出四名议员分别赶赴文水交城两县劝解，并先行排除马队20名护送，并非立即派兵。而因议员到乡数次演说均无效果，民众还撕毁官发告示，不得已县里再请发兵，巡抚丁宝铨遂派李逢春带兵一营前往，兼派教练处帮办夏学津协助，并没有先派黄国梁之事。而夏学津乃江苏武备学堂毕业生，从光绪三十二年起在山西历练，充任教练处帮办，在丁宝铨出任山西巡抚之前，并非丁宝铨私人。还据调查，丁宝铨有两个妾，一个在老家，一个在身边，均是良家妇女。夏学津也非纳妓为妾。所谓有卖差鬻缺之事均系谣传。但为什么有这些街头巷议，所谓 “谣传”，大行其道？ 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些政府官员不愿意民众知道真相，另一个有一些执政者太自以为是，太不把民意当回事。所以当谣言传播的时候，政府应该更多地检讨自己，而不应该总想着为什么老百姓要相信谣言。他为什么就不能相信谣言？相信谣言是有心理基础的，相信假消息本身就是对政府不满的一种表达。

 

在之后的劝解过程中，发生了兵民冲突。同样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民间的说法是夏学津等到了文水县，烟民继续请求缓禁，而左炳南、孟步云两议员发表演说，民皆跪听，而孟绅出语太厉，激起民怨，前排之武树福、弓九湖等人率众起哄声大作，而夏学津不由分说将武树福杀死，弓九湖逃走，夏学津带兵进开栏镇捉拿，以捕匪为名，纵兵劫掠，逼死一名寡妇，轮奸一名幼女。事情紧急，有四个村民登钟楼击钟召集村民，士兵上楼扔下一人摔死，其中一人逃跑，其余两人向兵卒投掷石块，误击中一名士兵，于是被杀死。附近村民赶来查看情况，见三人被害，于是上前理论，夏学津命令连放排枪，打死民众崔来盛等28人，受伤40多人。而丁宝铨为掩盖血案，称只有数人死伤。并且钳制言论禁止山西各报馆报道此事。而被捕的弓九湖等人也在第一时间遭到灭口。还后传言说死亡人数达到40多人，受伤群众超过60人，被捕群众到120-130人，该巡抚害怕朝廷知道此事，竟然巫民为匪。

 

官方的待查报告称：2月8日太原府周知府同左炳南、孟步云两议员到达文水县开栏镇展开劝解，烟民跪求宽限一二年，周知府不允，民众遂散去。尔后左炳南、孟步云又分别到各村劝说开导，到2月9日已有转机。不料交城县的烟民齐赴开栏镇“责其负约”，于是“复结团体”继续抗拒。官绅商议只有擒捕首犯才能解决问题，于12日夜派兵前往开栏镇捉拿，13日夏学津、知县刘彤光及其左孟二绅同往，武树福就擒，弓九湖闻风逃逸。因此进村搜捕，陆续逮捕120-130人，搜查37家，“正当搜捕纷纭之际”实有几家损失财物，但为数不多，绝无“大肆劫掠”更无“逼死寡妇，轮奸少女。”并解释说“军纪不严，乘乱偷取，成所不免。”

  

    报告称12日发兵时，为防事情扩大，惊扰群众，曾令禁止登楼击钟聚众。在捕拿搜查之际，有武陵村之周成富、周海子，广兴镇之张贵儿三人上楼击钟聚众，兵士劝阻却以死相抵，并投掷石块瓶罐，砸伤马兵一人，众兵士激愤将三人斩于楼下。因钟声四起，各方入约村民蜂拥而至，数以千计，向官兵而来，官兵先放空枪无效，众人继续前进，并投掷石块，官兵无奈开枪驱散人群。事后查点，唯将武树福、弓九湖等6人拘押，在其身上搜出合同传单，依法按聚众土棍例就地正法，其他从犯一律释放。据调查兵众冲突之际，有大管村之朱竹林散学回家，平陶村之郭小二回家探亲，广兴镇之朱毛交、武陵村之王三被误伤致死，并无死伤众多。最后报告还称，山西商办各报纸，只有《晋阳公报》一家调查文水交城的事态，不时有所报道，禁止登报，钳制言论，掩盖事实之说，想系传闻。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工作作风粗暴，激化矛盾，随意动用武力。在一些基层政府的各种预警制度设计上，要么是无视民情民意，要么是把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当成“敌情”。从危机处置技术上说，这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这必然致使冲突一再升级。而群众“不明真相”，“谣言四起”是实，但他们不明真相事出有因。当当地政府失去公信力，新闻媒体声音单一乃至失声，社会又缺乏具备公信力的非政府权威信用机构时，民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民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动员起来。他们采取的行动势必过激，势必导致严重后果。

 

这一起发生在宣统年间的群体性事件，首先是清政府的禁种鸦片政策推行过于急切，配套政策又不及时，导致民生大困。这才有武树福、弓九湖等人以要求缓禁为名“广布传单敛财聚众，订立合同，胁迫入约，以图要挟。”而清政府自己也承认，如果“立约之初，该地方官早能察觉”，亲往开导不难迅速解散。即便武树福、弓九湖等人终不悔改，也只需捕办一二人。不至酿成血案，死伤多命。致使谣言四起，影响甚坏。而朝廷的处理也与当今无异，对于县团级的领导干部予以严惩：文水县知县刘彤光“事前疏忽，临时慌张，仓促请兵，酿成血案”革职，永不叙用；交城县徐星朗“对于禁种查禁不严，坐任部民勾结邻县，聚众滋事，毫无阻止，平心而论，最则难脱”革职；夏学津 “鲁莽图功，武树福被擒后仍大肆搜捕，误伤多命，”李逢春“身为管带，唯夏学津是听，纵兵骚扰，毫无纪律” 二将均革职。对于巡抚丁宝铨却为其多方开脱，称虽然“不无疏忽”但“平素办事颇具才略”“于大局实多裨益”处理“可否从宽”。想到当下政府和主流媒体对一些省部级干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层级较高的省市领导应对突发事件频频露出“亮点”。如去年至今，上海发生了群众反对磁悬浮扩建的“散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针对群众反对磁悬浮散步作出“冷处理、徐图之、慎用警”的指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迅即与出租司机直接面对面对话；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及时赶赴一线，按程序果断地免去该县四位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迅速平息事态等，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肯定。这些省市高层领导冷静、理性、平和处置群体事件，为全国各地处理类似事件作出了榜样，开明、亲民的形象亦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赞誉。” 其中奥妙实在是叫人含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史料记载丁宝铨任山西省巡抚，确实以能吏著称。为革命党深忌之，革命党就动用《晋阳公报》等媒体不断对其施以打击。最终以生活作风问题（其与属下幕僚夏学津之妻关系不清）以及在禁种鸦片问题上引发血案等问题被降职。由此看来谣言确实可能是出自别有用心之人也未可知。

杨立仁：1949年在台湾国防部工作，1952年在台湾结婚，1953年得了一个儿子。1965年以国防上将军衔退休，1995年在台湾去世。

杨立华：1955年回到大陆，在1957年被打成右偏，1958年在家中自杀。

杨立青：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拒绝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被打成彭黄分子，1966年被红卫兵小将打死在街上。

杨立秋：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后又不愿意和领导上床而被折磨，遭到轮奸，最后自杀。

费明：1955年回到大陆，被安排到北京示范大学读书，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下放农村，1967年再次受到迫害，1968年含恨而死。

梅姨：1955年回到大陆，在立华被打成右派后不久在家中自杀。

董建昌：建国后任湖南省省长，1966年在北京辽养，突然心脏病突发，死于医院。

刘副官：1952年到地方工作，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文革前夕在恐惧中自杀。

林娥：1559年和杨立青划清界限，而后仍然在军队工作。1967年还是没有躲过迫害，遭到红卫兵的毒打，不久在绝望中死去。

 

杨立仁的儿子：1971年在台大读社会学，1975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1983年回台创办传媒公司至今。

杨立青的女儿：1959年，跟随母亲林娥改姓林，1967年去甘肃插队，1979年回到上海，80年代中到北京四通公司工作，1989年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一条腿，而后她坚持写作，成为一名作家，1996同丈夫一起年移民美国，著有《领导人是靠不住的》《带一本书去西班牙》等。

杨立青的儿子：1959年，被托付给父亲的战友，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工作，1989年到香港发展，1993年赴台投奔堂兄。

20+男人和40+男人，由于年龄的差距。他们不可能在同一标准下对抗。前者拥有时间和机会，后者手中拿着20年光阴换来的东西。如果你问一个40+男人是否想用所有的成功的东西换回20年的时间，答案99%是愿意…… 作为20+MM如何选择呢？作为20+GG对同龄MM的选择应当如何看待呢？ 我提醒以下几点： 第一，40+的男人并非全部是所谓成功人士和有钱人，其中有成功人士和有钱人绝对是聪明、肯干、有眼观在加上有点运气。其平均素质应当很优质，20+MM喜欢他们理所当然。40+的一般男人才没有竞争力呢！ 第二，那些一流和二流上的20+GG身边八成有PLMM，因为这样的20+GG是他这一代人中的优秀者。喜欢优秀者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20+GG中，资质平庸又懒惰无能的，即使20年以后也不会成功，他们顺利将成为40+的一般男人仍然没有竞争力…… 第三，比较成功的40+男人有丰富的阅历和更高的境界，我觉得的确实具有比优秀的20+GG更大的吸引力，这实在是没有办法……（20+男人中极少数天才除外，反正我自叹不如……） 第四，40+男人和20+男人都有可能对MM是真心的，同样也都有可能是假意的。此概率高低实在是未可知……而我个人认为，男人是越年轻越对女人不知足……尤其是那些成长中的，逐渐可以呼风唤雨的男人，精力无限，自信无限……所以啊！40+男人说不定比20+男人还靠谱点…… 第五，既然是漂亮妹子，选择的自由很大，当然要选更好的。人家选什么样的，只要人家自己高兴。这里我想提醒所有MM，高高兴兴的自愿选择就好，不要闹的自己最后不痛快。每次选择都要相对认真，不要过多的伤害那些爱你的人，作到问心无愧！ PS：我这里没有提60、70、80、90这些具体的时代，只用20+和40+。我想每个时代都是如此。作为女人有自己的考虑，对于男人也有自己的考虑。我是男人，我知道在我的生活中女人是什么位置，而其他的事情又是什么位置。人生的可支配时间大约也就30多年，要干的事情太多了

“持剑经商”这个事情要分开两面说，持剑是为了经商才是“持剑经商”，那么就必须拥有一个经商的主体。财团在外经商，雇佣政府加以保护，这叫“持剑经商”。

 

在当下的中国官商和政府是一个主体，不是属于民的商。这样的商，首先是所有主体不明，也就导致利益目的混乱；其次是执行主体不明，很容易把事情搞遭；第三是享用主体不明，就是得了利，最终也不会把得的利使用在民身上……官商在国内赚了多少钱，还不是落入了少数人的腰包？

 

而民商则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他们还没有强大到需要雇佣持剑者的地步。我们总不能为了100元的海外利益，花1000元买宝剑吧？当然，今后我们民商的海外利益会多起来，但那是今后的事情，不用太着急，一步一步的来得及。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经商主体孕育出来，要么就是把民商逐渐做大做强，但是需要时间，也需要国内和国际的环境，要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一系列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们的政府也一直在做，虽然做的还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彻底，所以知识分子要多提意见、出注意，还要鞭策政府，鼓励政府，实在不成还要指着政府的鼻子骂娘，这是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正经事情。要么就是把官商全都变成民商，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这样到是快，有的人也很支持这样的方法，有的时候，我心里着急的时候，也支持这个办法，但是这个求快的办法会带来很大的不公平，很可能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我估计，至少喜欢“不高兴”的人群不会支持这个办法的。

 

没有经商主体，而高唱“持剑经商”的人，不是幼稚，就是投机，要不就是法西斯。没跑儿！

     情人节那天下午，又看了一遍《阿甘》。

　　我觉得阿甘跑了3年多，因为他是自由的，他的灵魂是自由的，自由的人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如此而已。人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状态，无数古哲先贤都追求这种理想的人的状态。孔子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释家讲成佛，破除我执，做到无常、无我；道家讲得道成为“真人”；无非是个人对这种理想状态的追求。

　　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也是，从人的角度说资本主义有严重的反人性的一方面，现代性毁灭人的自我，物化人本身，把一个一个的人变成资本的工具，民主制度也是帮凶。因此，我是一个自由派，我反对公有制，反对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但是我有另一面，我也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如今的时代，我们从小就被培养成世界资本的适合者，接受统一的价值观，认同一个上帝，学统一的国际语言（英文），全世界人一起看一样的娱乐产品；你可能因为你有一个西洋的思维习惯，说流利的英文，在国际化的大企业工作，和同事和朋友一起讨论美剧，拿高昂的薪水而收到身边人的敬慕，你也觉得自己高人一筹。是的，你确实做的不错，但是你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由，你不能向阿甘一样“想跑就跑，想停就停”资本已经把你束缚住了，换言之社会性已经把你自己束缚住了，你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你是一个资本的工具而已。也许你说你过的还不错啊？！要知道，你无法做你想作的事情是不自由，而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是更深刻的不自由。当你最终失去资本所要的工具性价值之后，资本会把你毫不留情的丢到养老院里，到时候你就会追悔莫急……

　　权力的本质是分配资源，一般人看到的分配方式都是一种表象，背后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根本就不需要钱。他们玩转世界，也许每天就吃馒头稀饭，然后去跑步。

　　前几天，我看2008年世界小姐比赛，最后这些美女都在谈什么慈善。我看到的一个一个排成排的美人儿，我看到的不是女人而是工具。一个个小婊子还谈什么慈善？权力者睡你们，然后通过你们把自己已经多的就算少一个零也看不出来的钱拿出来点撒给穷苦的人……而那些小婊子一个一个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和妓女很有区别……（这一段很奋青啊！）顺便一提，2007年世界小姐是中国人，2008年世界小姐是俄国人，太可悲了……美国人真是给世界来了一个黑色幽默，中国人和俄国人就只剩下拿这个婊子奖的份了么？

　　情人节那天晚上，我看了《亨利和琼》，阿娜伊斯的作品改编的电影。30-33年的法国，各种妓院，女同性恋酒吧，银行高管，情色文学作家，另人恶心的狂欢派对，性交还是性交，腐朽而堕落，自由世界已经走到了他的尽头，我想如果没有清教的美国人，欧洲（德国以西的地方）真的就的完了！一个镜头：一帮子男女在酒吧喝酒，聊着恶俗和色情的话题，收音机里传出“嗨！希特勒！嗨！希特勒！”他们惶恐的厌恶的快速的关掉了收音机，然后继续他们的话题。当时我确实觉得那一阵阵的“嗨！希特勒！嗨！希特勒！”是人类的希望！我问在我身边的女友，你选则希特勒式的纳粹集会还是法国人的还是狂欢派对（大家在街上奇装异服，不穿什么衣服，看上眼或差不多就性交）。她选择元首。我想一个没有失去良知和正义感的人都会选择元首！

　　没有了神（上帝），人就变的极端荒谬。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除了吃饭、睡觉、做爱，然后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夸夸其谈，自我膨胀，然后死去……我同情，并支持海德格尔的选择，他没有任何错，错的是那个人，那个人辜负了世人。

　　没有了神（上帝），人就变的极端荒谬，人就要新造一个神，希特勒、斯大林，毛主席等等都是一个个民族造的神，但是和从前的神比，他们有着天然的不足，就是他们还是人，人是会死的；还有他们毕竟没有统一天下。如果“神”即没有世界性，也没有永恒性，那他就太不靠谱了……而永恒的天下之王在哪里呢？

　　儒家讲：“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嫣。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嫣”希特勒、斯大林，毛主席都是素王——从民间得人心而得大位的王，但是他们的“制礼作乐”都很失败。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拥有那样的德，也没有取得那样的位！配天之德，何人可有，天下大位，何人可登？希望到时候，不再是一场“撒向人间都是怨”的悲剧。

林国荣兄的故事教育了我，赶紧搜遍大脑，回忆起《海德格尔的失足——我的自我批判》一文，确实有6成左右是抄袭了一个不知名的作者，似乎就是在天涯上，在此声明！

另，我从来都是生活优裕，若是出了抄袭，可就真无言已对了。

学术规范其实我到是不放在眼里，那都是西洋人搞出来的把戏，只能糊弄庸人。为学，首在正心诚意；博文强记与考据规范，在我看来尽是玩物丧志，与学问确实是没有关系。那些技艺只和证明自己有“学问”有关，而真正的为学之人，又何必证明？所以《论语》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记得《近思录》中言：“问：作文害道否？伊川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二程遗书》）”一个人最终的力量来自于内心，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无法决定什么。

观点这东西，凭什么说是谁的？天下还有什么新东西是前人没有说过的么？佛家说8400法门，达到彼岸的方法是无尽多的，安心、得道、自由、做个聪明人，随你便。既然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重复着一些错误，为什么人类不可以一直重复一些正确呢？重复错误没人说什么，重复正确为什么就是抄袭？老实说，重复错误的人比比皆是，而重复正确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任何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而且每一个人身后的巨人还不止一位。其实，你能站在那里，已是比众多的人强了；而你的想法，你的观点，你的感悟与一些先贤或同时代的前辈、平辈或晚辈一样，是非常正常的，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最后，做自己想做的人，做自己想做的事，马上做！